南方与北方
天地玄黄，五谷杂粮，男人女人，北方南方。
南方和北方，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南方和北方吃的不一样。南方人吃米，北方人吃面。米就是水稻，面则是小麦。水稻的籽儿去了壳就能吃，因此是“米”。麦子要磨成粉以后才能吃，因此是“面”。
米就是“去皮后的作物子实”，如稻米、薏米、花生米。由此及彼，凡粒状的也都叫米，如姜米、虾米、高粱米。面，本写作一个麦字加一个丏字，也写作麵，就是麦子磨成的粉，所以粉状的东西都叫面，如豆面、药面、胡椒面。
北方人以面食为主，甭管是吃包子、饺子、馒头、面条、饼，都先得把麦子磨成了粉再说。
所以麦子磨成的粉，干脆就直接叫面。南方人不磨面，要磨也就是磨浆，比如豆浆、米浆。所以那麦子磨成的粉，不能简单地只叫面，得叫面粉。
就像在北方，大米做成的主食不能简单地只叫做饭，得叫米饭一样。
米饭不能单吃，得有菜，所以南方的烹调，功夫花在菜上。八大菜系，基本上是南方人大显身手，没北方人多少戏。北方厨师的用武之地在白案。那麦子磨成的粉，可以做出好多花样来。
光是条状的，就有拉面、擀面、压面、揪面、切面、挂面、刀削面、拨鱼子等等，而拉面之中，又有拉条子、揪片子、炮仗子种种。南方人弄不清这么多名堂，统统称之为“面”。要细分，也就是宽面细面、汤面炒面、云吞面炸酱面。
北方人就不能把面粉做成的条状食物简称为“面”，得叫“面条”，以区别于面糊、面皮、面包，以及其他用“面”（面粉）做成的东西。
同样，南方人也不把粉状的东西称为“面”，得叫“粉”，比如胡椒粉、花椒粉、辣椒粉。
可见，活法不一样，说法也不一样。说法不一样，唱法也不一样。北方人唱歌，南方人唱曲，叫“北歌南曲”。
北方人唱的是燕赵悲歌，苍凉激越，声遏行云，气吞万里；南方人唱的是吴越小曲，玲珑剔透，凄婉隽永，韵味无穷。歌变剧（歌剧），曲变戏（戏曲）。
南方昆曲
所以宋元时期的戏剧，北方的叫“杂剧”，南方的叫“戏文”，这就叫“北剧南戏”或“南戏北剧”。
戏剧戏剧，戏和剧，都有嬉戏娱乐的意思，它们原本是可以通用的。但北方人更喜欢剧烈的剧，南方人则更喜欢游戏的戏。
在这方面，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固执。北方人只不过剧字用得多一点，有时也说“戏”。南方却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，还拒绝使用“剧”这个字。
一应与戏剧有关的词，均以“戏”字命名，如戏子、戏台、戏园、戏班、古装戏、时装戏、木偶戏、文明戏。文明戏就是话剧，而电影则叫影戏。
1939年，上海的报纸上开始提倡“越剧”这个名词，可老百姓还是管它叫“绍兴戏”（绍剧则叫“绍兴大班”）。甚至京剧，原本也叫京戏，后来要普及国语，北方话占了上风，京戏才变成了京剧。
但在南方许多地区，地方戏还是不叫“剧”而叫“戏”的，比如闽南的梨园戏、高甲戏、歌仔戏。就连“地方戏”这个词，也没人改成“地方剧”。反倒是北方一些地方戏，不叫“剧”，而叫“戏”。
如坠子戏（河南）、郿鄠戏（陕西）。于是，既有豫剧、越剧、川剧、粤剧、汉剧、楚剧、湘剧、赣剧、闽剧、沪剧，又有柳琴戏、辰河戏、采茶戏、花鼓戏、皮影戏、滑稽戏。南北“戏”、“剧”之争，算是打了个平手。
梨园戏剧目《白蛇传》
活法不一样，说法也不一样。但如果要较真，就会发现还是南方吃了亏。叫“剧”的都是大剧种，叫“戏”的则多半是小剧种，最有名的，也只有一个黄梅戏，其他就名不见经传。
当然，最牛的还是秦腔，它不叫“戏”，也不叫“剧”，而叫“腔”。说起来秦腔也是有资格牛逼，京剧（还有汉剧和徽剧）里的“皮黄”（西皮、二黄）和秦腔都有瓜葛。
秦腔从襄阳传到武昌、汉口，就变成了“西皮”；传到安徽桐城，就变成了“高拨子”；高拨子和吹腔在徽班中又演变成“二黄”。这西皮、二黄，汉调、徽调，北上进京一搅和，就成京剧了。
看来这京剧也是“南腔北调”，秦腔自然也有资格不掺和什么“戏”、“剧”之争，自顾自地吼它的“腔”。
南方和北方不一样的地方还很多。南人睡床，北人睡炕，这叫“南床北炕”。南人坐船，北人骑马，这叫“南船北马”。“南方人指路，总是说前后左右，北方人指路，总是说东西南北。”（韩少功《阳台上的遗憾》）
说前后左右，是以人为坐标；说东西南北，是以物为参照，这也许可以叫“南人北物”。南北的差异为什么这么大？环境使然。
南方潮湿，架床便于通风；北方寒冷，打炕可以取暖。北方多平原，平原上好跑马；南方多水乡，水乡里要行船。
马驰平原，视野辽阔，东西南北，一目了然；船行水乡，曲里拐弯，说东西南北也去不了，就只好说前后左右了。
就连打架，南方和北方都不一样。南方人喜欢用拳，北方人喜欢用腿，叫“南拳北腿”。南方人个子小，打架的地方也小，深街小巷，挤挤巴巴，难以施展，还是用拳头便当。
北方天高地阔，一马平川，好汉们又一个个人高马大，一脚飞起，能把对方踢出二三里地去，很是过瘾，所以愿意在腿脚上下功夫。也所以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系暧昧，在南方就叫“有一手”，在北方则叫“有一腿”。南方和北方，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于是就有了“方言”。
南腔与北调
方言首先分南北。南北方言不一样。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：南辕北辙、南征北战、南来北往、南下北上等等。这些说法，都不能颠倒或互换。
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，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南战北征，同样，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。奇怪！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？想来大约也是南北方言多寡有别又性质有异之故。南方方言种类多而北方方言种类少。
汉语七大方言（也有说八大的），吴、湘、赣、客、粤、闽（或闽南、闽北）都是南方方言，属于北佬的只有一种，也没法拿省份来命名，干脆就叫北方方言。北方方言品种虽然单一，覆盖面却大得吓人。北方方言四大块（即四大次方言区），曰华北，曰西北，曰西南，曰江淮，简直就是铺天盖地。
除广西、新疆、西藏、青海、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外，长江以北，长江以南镇江到九江，云、贵、川，湖北大部，湖南西北，广西西北，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统天下，大约占据了全国汉语地区四分之三的地盘。
就连海南岛，也有一小块北方方言区。说汉语的人当中，也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，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。
这样广阔的领域，如此众多的人口，说起话来，原本应该南腔北调的，然而实际上内部分歧却相当之小。从满洲里到昆明，空中直线距离三千五百公里，从南京到酒泉，也有两千公里，相互通话却没什么困难。
因为北方方言虽说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门，但语法结构差别很小，词汇方面比较一致，语音分歧也不很大。比方说，都没有浊塞音、浊塞擦音，没有b、d、g、m四个辅音韵尾等等。
也就是说，腔都差不多，就是调门不大一样。区分各地方言，只要琢磨那调就行了（方言学家李荣就用入声字的归并来区分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区）。
这也不奇怪，北方方言是“官话”么！官家不比民间，说话可以随便。官家要统一意志，怎么能七嘴八舌？要令行禁止，怎么能言语不通？所以官话趋同。
南方那边呢？就复杂多了，南北方言都有。云、贵、川、鄂都属北方方言区，吴、湘、赣、粤、闽则是南方方言区，其中还夹杂着许多“客家方言岛”（也是南方方言）。
广东省的汉语方言
客家方言岛到处都是，除广东的东部北部外，福建、台湾、江西、广西、湖南、四川都有。所以广东一省，就至少有三种方言：属于粤语的“白话”（广州话）、属于闽语的潮汕话和梅县一带的客家话。
其实中国南方说是八大方言，只怕八十也不止。光是福建，就号称“八闽互不交通”。这不就八种了？这还是往大里说，往小里算，还不定多少。
南方方言为什么要列出这么多品种呢？因为它们不但调不同，连腔都不一样。比如吃饭的“吃”，北方人说起来，怎么听也是“吃”，也就是调门有高有低，声调有长有短。
南方人呢？说什么的都有，七、恰、夹、塞、噎、携，反正不是“吃”。腔相同，事情就好办一些。
所以北方人和北方人说话，或北方方言区内人说话，虽说也会有不清楚的时候，但好歹大致能听懂。因为哪怕是东北话和云南话，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语音不同（粤方言与北方方言语音上的差别则多达百分之七十）。
当然，听不明白的时候也有，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“专用名词”的意思。
比如一个天津人告诉你，某某人“干活崴泥，说话离奚，背后念三音”，你也会一头的雾水。因为你实在想不到“崴泥”就是不出力，“离奚”就是不着谱，“念三音”就是讲怪话，可“崴泥”、“离奚”、“念三音”这几个字你还是听得懂。
对方再一解释，也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听南方人讲话，麻烦就大了。首先是用词五花八门，比如第三人称，北方方言区都叫“他”，南方呢，有叫“伊”的（吴语、闽语），有叫“渠”的（赣语、粤语、客家话），还有叫“伲”、“其”的（吴语）。
你，至少也有“侬”（吴语）和“汝”（闽语）两种；又比如祖母，北方基本上一律叫“奶奶”，南方呢，有叫“娘娘”（温州）的，有叫“婆婆”（南昌）的，有叫“妈仔”（厦门）的，有叫“阿嬷”（广州）的，有叫“依嬷”（福州）的，有叫“细爹”（岳阳）的，甚至还有叫“娭毑”（长沙）的，你弄得清？
最可笑的，是广州人管父亲叫“老豆”。老爸如果是老豆，那咱们是什么？豆芽菜呀？写成“老窦”也不对，老爸是大窟窿，咱们是小窟窿？就算是用同一个词，也未必听得懂。“有”是“乌”，“无”是“馍”，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再说也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把“没有”叫“馍”，也有叫“猫”的。他们也常常分不清l和n这两个声母，an和ang这两个韵母。
结果，在他们嘴里，男子变成了“狼子”，女子变成了“驴子”。闽南人更好玩，干脆把人统统叫做“狼”，整一个“与狼共舞”。
一个闽侯人在朗读《愚公移山》时，因为实在改不过腔来，便把那段名言“我死了还有子，子死了还有孙，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”，念成了“我死了还有煮，煮死了还有酸，煮煮酸酸是没有穷尽的”。
这还是说“普通话”。要是说家乡话，那就更麻烦了。湖南人把“捆扎”叫“tíɑ”，把“劳累”叫“níɑ”，连个同音字都找不到，你听得懂？
南方人说话还颠三倒四。比如“死人咸”，就看不懂。死人只会臭，怎么会咸呢？腌鱼啊？原来，这是闽南话，意思是“咸得要命”、“咸死人了”。
因为闽南人喜欢把话倒过来讲，就弄得我们不知所云。其实北方也有类似的说法，比如“死咸死咸”，只不过当中并不夹一个人字，就好懂些。所以，听南方话就跟听外语似的，恨不得找个翻译来才好。
方言与官话
说起来也是，要不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，南方这些方言，可不就是外语？南方从来就是“化外之地”，南人也从来就是“化外之民”。“化外之民”在“化外之地”说的“化外之语”，不是“外语”是什么？
不过那时“外语”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么高，要想活得人模狗样就非得“至少掌握一门”不可。相反，它还被看作是野蛮文化的象征。
孟子就说南方人是“鴃舌之人”。鴃就是伯劳鸟，“鴃舌”也就是说话像鸟叫。可见，把南方方言视为“鸟语”，也是由来已久，少说也有两三千年历史了。那时不但语音不统一，南方一片“鸟语花香”，北方也有“齐东野语”，就连文字也五花八门。用许慎的话说，就是“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”。
秦始皇统一了文字（书同文），却统一不了语音（语同音）。反倒是，文字统一以后，沟通的困难少了许多，听不懂，还可以写出来看，大家也就懒得再去统一语音，故方言存焉。
所谓“方言”，其实也就是“四方之言”。华夏民族以中央自居，视自己为“中”，视周边民族（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）为“外”，则“方言”也就是“外语”。
后来，天下一统，五族共和，成了一家子，又把更外边的“老外”，什么英吉利、法兰西、德意志、葡萄牙看作“夷狄”，称为“夷人”，老百姓则称其为鬼子、鬼佬或鬼崽。
如此，则外语就该叫“夷语”或“鬼话”。可惜后来大清帝国已不大摆得起谱，条约规定不得称“夷”，——鬼子们在中国混的日子长了，也知道那“夷”不是什么好字眼，于是改称“方言”。
当年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“方言学堂”（即今武汉大学前身）就是外语学院。这回，东洋西洋，南洋北洋，又跟一家子似的了。其实，他们哪里也配姓赵？
湖北方言学堂
自打“夷语”改称“方言”，倒是没听说鬼子们有什么意见，实际上他们又上当了。这是“春秋笔法”，他们不懂的。
什么是“方言”？就是“地方之言”。地方上的比起中央来，还是低了一等，鬼子们不明不白又吃了一个暗亏。在玩弄词藻讲究名分这方面，他们从来就不是咱们的对手。中央的话语就是官话，也就是国语。官话和国语也是古已有之的，三千年前就有，只不过那时叫“雅言”。
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语言。
因为那时五方之民，“言语不通，嗜欲不同”，又都尊周王为天下共主，则相互之间要沟通，要交流，要朝聘会盟，要勾肩搭背各怀鬼胎去打这个打那个，便约定都以周王室的语言为政治外交场合的正式通用语言，这就是“雅言”。
雅，就是雅正、规范。那么，谁来规范呢？诸侯们是没有资格的，有资格的只能是“天子”。同样，谁需要把话说得一本正经呢？庶民们是没有这个需要的，有此需要的只会是诸侯和大夫。
所以，雅言就是官方语言，也就是官话。不过，那时的官话称作“雅言”，也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“雅”通“夏”。所谓“居楚而楚，居越而越，居夏而夏”，“越人安越，楚人安楚，君子安雅”，雅就是夏。夏，就是华夏，也就是中原，甚至也就是中国（中央之国）。
认真说来，这华夏中国的雅言，在当时也不过只是诸国国语中的一种，只因为它为“天下共主”所有，这才成了“国际通用”的官方语言。
因此，等到天下一统，没什么“国际关系”了，雅言也就作废，而代之以“官话”。官话就是官场中人说的话。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员都要说这种话，所以叫官话。官话之所以叫官话，还因为只有在官员当中，这种民族共同语才推行得开。这也不奇怪，想那时并无广播电视，一般民众又都猫在家里，守着祖上传下来的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，谁也不轻易往外跑，没什么对外交流的需要。
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会说土话，就足以打招呼、走亲戚、娶媳妇，拿鸡蛋换油盐酱醋的了。要想让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学会“普通话”，不比让黄河水变清容易多少，也没这个必要。有此必要的，是那些必须得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人。
这些人，一是官员，二是走江湖的。走江湖的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中央政府历来管不了，管得了的只有官员。再说官员不管也不行，官员如果也说方言，皇上问起话来，也如鸡同鸭讲，那还成何体统？
事实上，官场如无共同语，则政情无法通晓，政令也无法通达，那可真是国将不国。比方说，将军带兵打仗，问部下前方有没有敌人，明明有，却答之以“乌”，将军以为“无”，岂不糟糕？因此，做此官，就不但要“行此礼”，还得“说此话”。清廷更是明文规定：“举人生员贡监童生，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，”做官就更谈不上。这下“南蛮鴃舌之人”可就惨了。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学官话。中国的中央政权，从来就在北方，元、明、清三朝，更是连续在北京建都，所以官话基本上就是北方话，甚至是北京话。
说吴语、湘语、赣语的还稍好些，闽、粤、客家和北方话的距离相去何止以道里计？结果便难免说得不三不四，南方人听着像北方话，北方人听着又像南方话，谁也听不明白。难怪俗谚有云：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广东人说官话。
”广东人说官话确实比较困难，他们的舌头打不了弯。投资是“投机”，虾饺是“瞎搞”，“坐在船头看郊区，越看越美丽”，让北方人一听，就是“坐在床头看娇妻，越看越美丽”。
福建人的官话水平比广东人高了许多，但还是会把“粉红凤凰飞”说成“哄（上声）红哄（去声）黄灰”。
因为闽方言中没有唇齿清擦音f，结果该念f的都念成h。可见南腔北调这说法是很有道理的。腔改不过来，改调也没有用。普及官话，并不那么容易。
谁跟谁学
一般地说，官话也就是国语，但清朝的情况有些特别。因为清是满族人坐天下的朝代，所以清代的“国语”是满语，汉语倒成了“方言”。清朝制度，皇亲帝胄，都要学“国语”；重要公文，也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。
然而这“国语”仍然未能普及推广，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，弄得满文化差一点就断了香火，还得靠锡伯人帮忙续上。可见语言问题也不单纯，它和政治，和经济，和文化，都有扯不清的瓜葛。
当年，中华民国国会投票定国语，一些粤籍议员要选广东话。粤籍议员人数多，当真搞“民主”，没准会通过，幸亏被“国父”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劝住了，仍定为北京话。
要不然，当官的都得学粤语，小学校也用粤语教学，课本上尽是些诸如“咁”、“叻”、“呒”、“乜”之类没几个人认识的字，国家还不定乱成什么样子。
现在怎么样呢？没谁动员，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学起来，哇噻啦，威水啦，搞掂啦，埋单啦，谁不说谁老土。照这样下去，再过些年，定粤语为国语，说不定“哇”的一声就通过了。
这很让一些人愤愤不平。从古到今，两千多年了，从来只有普及官话的，哪有普及“商话”的？学什么粤语嘛！跟傍大款似的。
其实，语言的变迁从来就是“趋炎附势”的，哪个地方财大气粗，大家就跟着学哪个地方的话。
粤语成为时尚，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，因为改革开放以来，广东先富了起来，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，也都先从广东登陆，然后再大举“北伐”。
再说香港也说粤语，内陆人没去过香港，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，人人是阔佬，会说粤语，便可以冒充“富族”，至少也表示见过世面，不“土”。不过，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“假洋鬼子”和“业余华侨”，却是以说上海话为荣、为时尚的。别看现在香港、广州牛逼烘烘，一百年前，香港可不叫“小广州”，而叫“小上海”。
因为上海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，远东亚洲新兴城市的“一只鼎”，新生活和现代化的代名词。那时，做一个上海人是很体面的，会说上海话则几乎是“高等华人”的标志。即便在香港，也如此。粤语？土不拉叽的，算老几！
可惜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现如今，上海话吃不开了，吃得开的是广州话或香港话。这可真是谁有钱谁是大爷。其实，犯不着骂谁是“势利眼”、“跟屁虫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语言也一样。就说上海话，也并非一开始便是“高等华语”，起先也被人看不起过。
上海，原本是华亭的一个镇，所以上海话的方言语音，一度“视华亭为重”。
华亭府后来改为松江府，而松江府又是从嘉兴府独立出来的，因此明代的《松江府志》和《华亭县志》述及方言时，都说“府城视上海为轻，视嘉兴为重”。
可见，这个时候，上海话的地位还是很低的，谁说上海话谁老土，说嘉兴话才牛逼。然而到了清代，嘉兴话又不时髦了，时髦的是苏州话。因为苏州经济发达，富甲一方呀！于是，“府城视上海为轻，视苏州为重”，没嘉兴什么事。
民国以后，上海经济比苏州更发达，上海人比苏州人更有钱，又没苏州什么事了，倒是宁波话掺和了进来。
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“阿拉”，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，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称“伲”或“我伲”的，但宁波人在上海当老板的多，老板爱说的话，大家也都乐意仿效。
比如现在的老板爱说“埋单”，大家也就不说“结账”。当年的老板既然爱说“阿拉”，大家也就不再“我伲”了，再说“我伲”，就老土了。
再后来，上海大大地发了起来，比宁波还老板，大伙儿便集体地侵犯宁波人的著作权，只知道“阿拉上海人”，不知道“阿拉宁波人”。这就叫“谁财大，谁气粗”。比方说，苏北人（也叫江北人）在上海也很不少，谁又以江北话为时尚呢？没有。
因为苏北人当年在上海，多半是“苦力的干活”，也就没人愿意认这门穷亲戚。
其实，上海的苏北人那么多，上海话怎么能不受苏北话的影响？只不过除方言学家外，没多少人注意和承认罢了。
就连嘉兴话、苏州话和宁波话，后来也不再是时尚。
后来成为时尚的，是由嘉兴话、松江话、苏州话、宁波话、江北话甚至广东话，以及其他杂七杂八混合而成的“上海话”，和明清时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话（松江府华亭县上海镇的土话）也不一码事。
方言就是这样“趋炎附势”又“随波逐流”。它总是不停地“稍息”、“立正”、“向右看齐”。向谁靠拢和看齐呢？向中心城市，向有权有势的地方。或者说，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地方。也许，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么大地盘和势力的原因之一。因为在政治上，北方几乎一直是“大爷”。
多样与统一
在粤语文化大举“北伐”之前，北方人是看不起粤语的。北方人管粤语叫“鸟语”，说是听起来像鸟叫。广东人比北方人少，就没敢说北方人说话像驴叫。
想想广东人也真是可笑，他们把五岭以北的人统统叫做“北佬”，包括湖南人。
其实湖南人哪里会是“北佬”？明明是“南蛮”嘛！
他们当中固然有说西南官话的，算是说北方话，但“正宗”的湖南人说湘语，湘语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种，何况不论说西南官话的，还是说湘语和赣语的，都吃米，很少吃面。湖南人实在不能算是北方人。湖南也是很牛逼的，就像广东现在很牛逼一样。
近百年来，湖南这地面上领袖人物出了不少，毛泽东、刘少奇、胡耀邦、朱镕基。再往前，曾国藩也算得上是举足轻重，但湖南话成不了国语。我就是湖南人，要我选国语，也不投湖南话的票。湖南话怎么就不能当国语呢？除不好懂外，也不好听，远不像北京话那样神完气足字正腔圆。即便湖南的官话长沙话，比起北京话来，也土得掉渣。
不是长沙话本身有什么毛病，而是因为长沙从来就没有当过全国的政治中心，而一个不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地方，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为国语基础的。南腔北调的成因也大约就在这里了。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。西安、洛阳、开封、北京，统一王朝京城的迁徙，大约是东进北上，转来转去，总在北纬34度以上，也就是黄河流域和黄河以北。
如果跑到长江以南，那就糟糕，只能叫“偏安”了。所有的臣民，都会盼望那“王师北定中原日”。至于那些建都江南的，则多半是短命王朝，而且只有半壁江山，甚至半边都没有。
比如东吴、东晋，南朝的宋、齐、梁、陈，还有南宋，再小一些的不说也罢。定都北方，则往往都能长治久安。
比如汉，比如唐，比如宋、元、明、清。明政权本来也是在南京的，后来被朱棣搬到北京去了，这一搬，很持久地就混了二百多年。要是仍在南京坐天下，那命运就很难讲。北方总是趋向于统一。统一中国的，也总是北方人，或者从北方开始，南方则总是各自为政，自行其是，包括说话。
北方也容易统一，沃野千里，一马平川，站在高处喊一嗓子，大伙儿就全听见了。便是逐鹿中原，也痛快。
不像南方，坑坑洼洼，曲里拐弯，到处是崇山峻岭，到处是江河湖泊，重重叠叠，云遮雾障，想抓个俘虏都不容易，人一闪就没了影儿，你上哪儿找去？
所以，仗一打到南方，往往就没了快刀斩乱麻的痛快劲儿，拉拉扯扯，纠纠缠缠，没完没了。
等到好不容易打下来，也就不再有进行文化统一的雄心壮志。只要南方人挂了降旗服了软，哪怕口服心不服，也就拉倒。过去怎么过日子，今后也还怎么过日子；过去怎么说话，今后也还怎么说话。
哪怕是说“鸟语”，也不管不问了。不这么着也不行，管不了嘛！要管，也只管得了官，管不了民，而且，也只能要求官们在官场上说官话，管不了他们在家里面说土话。于是统一的北方就有了统一的语音，松散的南方则继续七嘴八舌。前面说过，北方方言内部的分歧是很小的，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。北方方言四大块，华北、西北、西南、江淮，这是现代的分类。
隋唐宋金时，北方方言却是汴洛（中原）、燕赵（河朔）、秦陇（关中）、梁益（巴蜀）四类，可见北方原先也不怎么统一，但后来汴洛和燕赵先统一了起来，成为北方方言的代表——华北方言，而且又占领了东三省。
秦陇变成了西北，梁益变成了西南，江淮算是后发展的，它们与“正宗”官话（华北方言）的分歧，顶多也就是这三个次方言区中人，可能会男、蓝不分，跟、庚不分，信、性不分，或资、知不分，雌、吃不分，四、是不分。
比方说，把“男裤子”说成“蓝裤子”，把“是十九路”说成“四十九路”。其他，也就是调门的事了。南方方言就复杂得多，和北方方言相比也隔膜得多。比如一个南方学校的校长宣布：“教职工开会，家属也参加。”在北方人听来，便可能是“叫鸡公开会，家畜也参加”。
光是听不懂倒也罢了，有些南方话，就连写出来也是看不懂的。比如“伲拨俚吓仔一跳”，“佢分一本书”，“我畀狗咬咗”，“汝店遮看会着”，你懂吗？
其实它们分别是苏州话“我被他吓了一跳”，客家话“他给我一本书”，广州话“我被狗咬了”和闽南话“你看得见吗”。
这种说法，不要说北方人不懂，南方其他地方人，也未必懂。
粤语的韵母表
南方方言腔多，调也多。普通话只有三十九个韵母，闽南话却有七十五个，比普通话多一倍；粤语也有五十一个。
当然，它们的声母要少一些，但发音却极难。声调呢？
普通话四个，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；吴语八个，平、上、去、入各分阴阳；赣语六个，平声和去声分阴阳，上声和入声不分；客家话也是六个，平声和入声分阴阳，上声和去声不分；
闽语七个，只有上声阴阳不分；粤语声调最多，不但平、上、去、入各分阴阳，而且阴入还分上下（上阴入和下阴入），一共九个，有的地方还有十个。
难怪北方人一听到南方话，尤其是听到粤语闽语，就一个头有两个大——人家声调就有你两个多嘛！这大约就是所谓南北之别了：北方求同，南方存异。所以八大方言除北方方言外，吴、湘、赣、客家、粤、闽（闽南、闽北），七个在南方。
八大菜系，鲁、川、苏、粤、湘、浙、徽、闽，也是七个在南方。南方总是比北方丰富多彩。南方多样，北方统一。